信息来源：RUC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 发布日期：2026年6月30日

在小说阅读器读本章去阅读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2026年6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十一期人工智能治理沙龙在立德楼301举行。本次沙龙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挑战与实践展开，由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秘书长、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姚旭进行主题分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刘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张扬担任对谈嘉宾，沙龙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院长刘玮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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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报告

姚旭首先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中第一梯队的位置与相对优势。中国已经具备参与全球前沿模型竞争的能力，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研产出和专利储备也已形成规模优势，为后续产业应用扩散提供了重要基础。在人才储备方面，中国每年STEM博士毕业生接近8万，全口径STEM毕业生每年达500万。在向物理世界延伸方面，全球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中国占全球的54.4%，约为日本的6.6倍、美国的8.6倍。

随后，姚旭从产业规模、投资结构、算力基础设施和开源生态四个维度，梳理了支撑中国AI发展的底层架构。在产业规模方面，中国AI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AI企业超过6000家，已形成覆盖基础底座、模型框架和行业应用的完整产业体系。在投资方面，虽然私人资本在投入规模上和美国仍有明显差距，但市场资本非常活跃。就投资结构而言，AI基础层热度高，AI工业、AI医疗、AI科研应用等垂直赛道持续收获资本关注。在算力基础设施方面，截至2025年底，中国智算总规模达159万Pflops，“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开源生态方面，国产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本土开源社区平台托管模型达40.5万个，中国开源生态正在增强全球人工智能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基于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中的发展态势，姚旭对人工智能治理的主要问题与“全球南方”的治理需求做出了进一步分析。姚旭首先通过“辛顿的小老虎”这一隐喻，引出当下人工智能治理进程中的困境。人工智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伴有多种技术风险，如内生技术风险、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结合风险、深度伪造和政治社会风险、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风险等。同时，人工智能也加剧了“就业与替代”这一社会问题。在“全球南方”需求方面，全球如今面临着“超级科技企业形成寡头权力”与“人工智能发展鸿沟”的现状，全球南方国家不仅缺少算力、资金、高质量数据集，也缺少能够提供解决方案的人才。

据此，姚旭梳理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机制的既有格局与中国实践。他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整体格局以联合国为中心，多边组织协同。发达国家阵营追求“安全优先与领导权争夺”，主导制定 “安全优先”的AI技术标准与伦理规范，推动形成阵营化治理框架、塑造全球通用规则。全球南方国家追求“发展导向与集体发声”。中国追求引领普惠向善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国举办的WAIC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自2018年已成功举办七届，逐步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行业盛会。

最后，姚旭从学理层面提出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四重分析视角。一是机制分散与复合体：AI治理并未形成单一综合制度，而是沿军事、前沿模型、算法伦理、数据跨境等多条线索分散，安全与发展是否被对称制度化存疑。二是前沿模型风险争论：部分学者批评对模型能力夸大和对高风险误判，提醒“什么算风险、风险有多紧迫”包含特定利益视角。三是数字鸿沟与技术权力：算力、数据、模型集中可能加剧全球南方技术依附，使发展中国家从“使用者”被推向“被定义者”。四是安全-发展的关系：二者不能简单等同于和谐，可能呈现“安全化的挤压”“分轨运行”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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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讨论

刘洋首先分享了自己对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合作的一些观察，随后指出从制度设计出发，提出“分轨”策略虽然短期可行，但是长期来看，会加剧机制碎片化，制度终须实现“合轨”。

张扬从历史比较视角进行了补充，指出在历次技术革命中，社会冲击并未如理论预期导致监管的“逐底竞争”，反而因失业压力催生了更强的保护制度。在当前大国壁垒使AI企业“跑不掉”的背景下，可能为社会压力有效传导、进而倒逼更负责任的治理创造条件。

姚旭认同“分轨是现状、耦合是方向”，并进一步剖析了企业行为的深层逻辑：领先企业主动呼吁监管实为构建竞争壁垒，一旦国家施压则采取“糊弄”的方式应对，由此揭示了政府、企业与安全博弈间的三重张力。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研究者应“以我为主、以不变应万变”，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扎实研究，而非追逐瞬息万变的决策风向。从人文层面讲，在AI泡沫与信息污染加剧的时代，人的鉴别力、沟通力与赢得信任的能力，远比会使用任何模型更为根本和稀缺。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中国在这场变革中已占据有利身位，但追赶之路依然艰巨。放眼全球，治理话语权的争夺日趋激烈，阵营区隔日益清晰，中国从规则参与者走向规则引领者仍有一段距离。在人工智能重塑当前社会的时代，如何在效率与深度之间守住思辨的阵地，如何在发展与安全之间搭起动态平衡的桥梁，是摆在这一代人面前的共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