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治理沙龙回顾 I大模型的行为模拟与决策: 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的对话
信息来源:RUC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 发布时间:2025年11月19日
2025年11月12日下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举办了第十一期“人工智能治理沙龙”,聚焦将行为科学的理论模型和经济学哲学视角应用于人工智能框架的复杂治理问题。本次沙龙邀请到滑铁卢大学与魁北克Mila人工智能研究所的纪语研究员进行分享,沙龙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院教授刘玮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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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理论基石与模型界定
纪语首先探讨了如何将行为科学的核心洞察,特别是关于“重大决策”的理论模型,应用于人工智能的治理框架构建之中。他指出,尽管行为认知科学和经济学是与人工智能最直接相关的两门社会科学,并且行为经济学在过去二十年发展迅猛,但二者在AI研究中的深度融合仍明显不足。为此,报告回溯了赫伯特·西蒙等先驱的跨学科遗产,试图重新搭建连接行为科学与AI研究的桥梁。通过对哲学文献的梳理,纪语指出Weisberg关于模型界定,Dreyfus关于具身认知,Freeman关于“循环因果性”的论述,都为理解AI大模型的行为模拟提供了理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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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元走向三元的行为决策模型整合
纪语创新性地整合了卡尼曼的行为决策理论(“系统一”与“系统二”)与Ullmann-Margalit提出的决策三层次框架(小型、中型、重大决策),将焦点对准传统经验行为科学难以研究的“重大决策”。他认为,诸如国家政治经济改革、个人终身承诺等重大治理抉择,往往无法依赖统计实验或大数据方法,其核心特征在于聚焦直觉、情感、风险评估不确定性(URA)的“系统一”与聚焦理性、算计、期望效用不确定性(UEU)的“系统二”并非简单交替,而是以“循环因果性”的方式动态交互、相互缠绕。为此,报告提出了一个精致的“元认知-亚认知”行为模型,通过刻画URA与UEU之间四种反馈机制——亚认知自我反馈、元认知自我反馈以及两者间的相互反馈,模拟了决策者在面临重大抉择时的“预期轨迹”。该模型成功地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可分析的工具,并通过东亚与东南亚六个真实的政治经济改革案例进行验证,识别出可能导致改革成功、失败或停滞的不同动力路径,从而揭示了重大决策中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复杂共生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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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进路与AI治理
报告的第三部分将上述行为模型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进路”哲学思想相联结,为人工智能治理指出了一个可能的方向。纪语认为,有效的、合乎伦理的AI治理,不能仅仅满足于针对“小型决策”设计算法或规范,而必须正视并模拟人类在“重大决策”中展现出的认知复杂性、时机把握能力以及固有的脆弱性。这意味着,未来的人工智能系统,尤其是参与社会层面决策的系统,需要具备理解甚至模拟这种在不确定性中权衡、在情感与理性循环中捕捉“恰当时机”的能力。人工智能的治理框架本身,应被视为一个动态的、需要把握“契机”的“重大决策”过程;构建负责任的AI,不仅需要技术上的对齐,更需要在哲学层面深刻理解人类行为的深层机理,并将这种理解——包括对理性局限性与决策脆弱性的承认——融入治理范式的核心,从而引导人工智能向着增强人类集体决策能力、而非取代或简化其复杂性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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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讨论
纪语老师的报告结束后,现场的师生与他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多位提问者聚焦于模型的实际应用与价值,并就“该模型如何解决具体问题”以及“它在政治科学领域中的独特贡献是什么”等方面提出了问题。纪语认为模型的定位主要是一个“搭桥”的理论工具,而非直接用于精准预测的实用工具。它的核心价值在于将“机遇与风险并存”“重大决策中理性与情感的复杂交织”这些我们熟知但难以精确理论化的日常直觉和哲学概念,转化为一个可计算、可模拟的模型框架。在政治科学中,该模型的贡献在于为讨论“反事实推理”提供一种新的、基于模型的分析思路,尽管它本身不提供确定性答案。
针对“能力进路”的实证研究与政治决策模型之间关联性的问题,纪语解释说,更深层的目标是用同一类“交互模型”的数学框架,去整合目前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被分割研究的不同问题——无论是顶层的国家治理决策,还是基层的个人发展动力。他的模型试图成为一种整合性的分析工具,将心理学、行为科学、政治学和发展伦理学(能力进路)的视角联系起来,表明它们背后可能共享着类似的认知与行为结构。
关于“具身认知”的AI理论,是否适用于分析通常由集体在抽象信息环境下做出的政治类“重大决策”的问题,纪语澄清了“具身”的含义,指出它并非仅指物理身体,而是强调认知主体与环境的动态交互。在这个意义上,决策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与其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构成的复杂系统之间的互动,同样可以视为一种“具身”的、循环因果的过程。因此,该模型框架具有扩展到集体决策分析的潜力。
有听众提问,对模型使用“行为”而非“行动”一词是否合适?因为“行动”包含更丰富的内涵,可能比“行为”更能贴合模型的交互本质。纪语承认这是一个有价值的理论区分。他解释说,在报告中使用“行为”一词,主要是为了与当前主流的心理学和行为科学文献对话,这些领域有其特定的学术传统和术语负担。他同意,从长远来看,与更丰富的“行动”理论进行对话将是富有成果的,而他的模型正可以充当连接“行为科学”“能力进路”和“行动哲学”这三条原本平行发展的学术脉络的桥梁。
整场沙龙在热烈讨论的氛围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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