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来源：RUC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 发布日期：2026年6月24日

在小说阅读器读本章去阅读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6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一周年院庆暨第八期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新时代智慧治理学科交叉中心、哲学院、法学院、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高瓴人工智能学院、书院建设与管理中心协办。会议分为上午的主论坛和下午的四个分论坛。

分论坛四聚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汇聚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社科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横跨法学、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领域，围绕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提案、安全风险、中美竞争态势、数智化转型等关键议题展开研讨。

第一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刘丽娜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刘洋做了题为《制造全球性：人工智能凭什么是全球问题？》的报告。他指出，当前关于人工智能的多项国际治理提案表面上共享超越国界的理念，但实际上内容差异巨大，远未形成有效合作。他指出，将人工智能治理界定为国际问题本身是各方主动建构的战略选择，大国竞争和安全困境使得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度合作异常困难。通过核军控、电信、卫生、投资四个历史领域的比较，他提出技术距离才是决定合作可能的关键变量。他强调，多数所谓国际合作本质上是表演性的，目的在于展示团结而非实质监管，真正依靠独立核查与制度授权的治理机制建设尚未起步。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助理教授Vasilis Trigkas做了题为“Preventing Armageddon: Nuclear Learning, AI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the Leadership Imperative”的报告。他以核武器的历史经验为类比，认为颠覆性技术构成了“古格斯戒指”式的诱惑，让拥有者产生了可逃避后果的能力幻觉。通过分析美国领导层在冷战时代的决策转变，他指出战略秩序并非源于技术对称，而是依靠肯尼迪式的领导力——以战略共情代替胜利幻想，以机制改革打破群体思维，以军备控制确立克制规范。他主张AI时代的真正危险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决策者相信技术优势能让冲突变得可赢和可控。他由此提出，AI治理需要的不是技术决定论，而是基于古典人文智慧培养领导者面对技术诱惑时的明智判断力。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做了题为《比较分析视阈下的中美人工智能战略与治理》的报告。他从大模型性能、多模态、开源生态、算力投融资和国际规则五个维度出发，系统比较了中美人工智能的竞争态势。他指出，中国在大模型调用量、资源统筹和用户规模等方面具备独特优势，在开源生态上甚至开始领先；美国则牢牢掌握基础研发、高端芯片和全球规则这三张核心牌，并通过“大院高墙”等方式强化国际主导权。面对这一格局，他认为中国的应对思路是“突出应用牵引、强化软硬协同、补齐算力短板、争取规则主动”，在确保安全合规的前提下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对冲与赶超的双重目标。

第二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张扬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副教授杨楠做了题为《美国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联邦主义》的报告。他认为，当前美国人工智能治理最显著的特征是联邦主义趋势下的权力冲突：特朗普执政后强制推动去监管化，各州则以加速立法予以回应。他指出，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人工智能对美国社会在就业机会、生活成本和财富分配等方面带来冲击，推动各州选民要求对人工智能企业进行管制。与此同时，民主党与共和党分别以强监管与去监管作为策略取向，这种分歧进一步加剧了治理立场的分化。他强调，若未来两党能在特定领域找到监管抓手，协同治理仍有实现可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宫云牧做了题为《社会技术系统视角下美国对华人工智能技术竞争的策略选择》的报告。她从技术竞争的竞合关系入手，指出美国对华数字技术竞争的核心特征是“技术要素武器化”，即技术霸权国操纵技术要素的流动方向与分配范围来获取战略优势。从5G到AI，美国的武器化态势持续强化。尽管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策略从严格出口管制转向逐案审批与放宽非尖端芯片出口，但这种策略的内在矛盾反而可能削弱美国技术的吸引力。她认为，未来研究应当从掠夺性霸权角度出发，进一步分析美国全球技术竞争的展开方式，同时关注中国的应对路径及其可能的反制和替代效应。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邢亚杰做了题为《全球南方数智化转型的政治逻辑》的报告。她围绕全球南方在薄弱的数字基础设施条件下的数智化转型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对比南北方转型路径，她将两者的差异归结为技术文明逻辑的分野：北方秉持技术加速主义，以技术驱动社会变革并试图突破既有制度框架；南方则坚持技术国家主义，在国家主导下追求安全与公平，将关键技术纳入主权框架。对此，她以生态制度主义作为分析视角，指出南方生态基础受全球结构性弱势制约，在时间维度上处于后发劣势，但在治理空间上仍有弯道超车的可能。据此，她认为南方展现出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智慧，开发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安全型文明”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肖超伟做了题为《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全球南方非正规聚居区识别及新二元结构剖析》的报告。他指出，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已发生颠覆性变化，城市内部出现了正规区域与非正规聚居区并立的新二元结构。他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识别和分析了全球南方的多个城市中非正规空间的结构、密度及分布模式。结果显示，不同城市的非正规空间与周边正规区域的差距显著，普遍存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为此，他主张借鉴中国实践中强调包容性振兴、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为南方国家提供具体、落地、可实践的空间治理策略和制度完善路径。

在讨论环节，听众与演讲嘉宾针对大国间如何重建对AI风险的共识、美国两党极化对白宫的AI治理主导权的影响、科技巨头在AI治理中的角色、AI识别城中村的技术细节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